哪里有财富和机会，人群就会向哪里移动。只有春节那一刻，多数中国人的社会流动目的才是明确的，那就是一个被称之为“家”的地方。春运已经成为一条实现民族认同的旅程。

——周庆安（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

2008年春运预售票昨日开卖。在这个数十年来被谈论了无数次的话题重新开启之后，从大学生到农民工再到都市白领，大多数在外地工作的中国人恐怕都已经归心似箭，即便身在办公室，心也在规划着春节回家的时间，准备踏上春运的旅程。

在资本成为全球化流动的资源之后，今天的中国人已经越来越熟悉一种广泛和自由的社会流动。这种流动是放射性的，甚至是漫无目的的。哪里有财富和机会，人群就会向哪里移动。只有春节那一刻，多数中国人的社会流动目的才是明确的，那就是一个被称之为“家”的地方。如果说前者是趋利式的，那么后者则是趋情式的。

不带褒贬地说，趋利式的流动，其实是全球化的年代里一种社会发展的常态。没有趋利式的流动，就没有春运的难题。自1954年起，铁道部就有春运记录，但春运难、春运高峰则是在改革开放深化后，大量劳动力自由迁徙的20世纪90年代末乃至21世纪初成为一种热潮，2007年春运人数超过了21亿人次。但是在趋利的过程中，同一个民族的个体常常会迷失了对于自身文化和传统的认同。家庭、父母、团圆、孝顺这些建立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也逐渐淡漠，由此也引起了社会其他价值取向的缺失。“常回家看看”正是在这样的一个语境下，成为了社会中大多数人期待的一种价值回归。春运也就成为了趋利式流动的一种情感释放。

社会学者们常常怀疑，我们用什么方式实现民族认同？多数人都会认为，最原始也正是这种趋情式的流动，是实现民族认同的最好方式。作为同文同种的民族，我们用语言和文字实现同文；用趋情式的流动实现同种；用理性的回归来补偿商业化留下的乡情空白。当你在拥挤的车厢内、热络的机舱中听着熟悉的乡音入睡的时候，春运已经成为一条实现民族认同的旅程。

另一方面，我们不能把民族认同简单地停留在传统意义中。在世界上大多数民族发展的过程中，民族认同的另一个基本点在于：现代化过程中的权利认同。其实，这些年来春运问题的讨论之多，以及春运改革的呼声之高，本身就是现代化的认同需要。

改革开放30年来，GDP的增长和藏富于民的目标正在逐步实现。但是政府自身管理模式的改革，公共服务体系的完善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化的重要衡量指标，也成为了社会公众对建国理念和政府执政认同的一个基础。基于春运而言，由于中国是人口大国，在一个有限空间内的移动群体数量越多，就越容易引发拥堵、低效等诸多社会问题。因此春运也容易成为铁路、交通、公安、医疗系统最为忙碌，公共服务最容易缺失，公众出行权利最容易受到侵害的过程。这时候，中国的小康、和谐甚至是富裕，都不停留在衣着光鲜的摩天大楼里，而在一个回归传统与探寻现代化双向动员的春运过程中。

著名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在他的《社会学》一书中说：“当全球化发展时，人们经常通过复兴地方认同来作出反应，以此在一个迅速变化的世界中获得安全感。”这就是春运可能带给我们这个国家的变化，也就是一种民族认同软实力的增长理由。当然，在闷罐式的列车、拥挤的长途汽车中，甚至一票难求的窗口前，人们或许还在等待这种安全感的归来。

（作者周庆安系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研究人员、清华大学华体会登录口 教师，转自《广州日报》2008年1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