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78年夏天考入南京大学外文系，彼时正逢文革刚结束，各种杂志期刊犹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如《译林》、《花溪》、《小说月报》、《诗刊》、《收获》、《萌芽》、《世界知识》、《外国文学》等。每天下课，同学们回南园宿舍区吃饭，都会站在校门口新设的书报亭驻留几分钟，看看又有什么新鲜的杂志面世。

1980年5月的一天，路过书报亭时，我习惯性地停留一下，一本浅蓝色封面的杂志吸引了我的眼球。这本杂志的中间印着“环球”两个中文大字和英文“Globe"。这期创刊号杂志刊登的重点文章有新华社社长穆青、新华社首任驻华盛顿记者彭迪夫妇、延安时期的新华社对外记者陈伯坚和新华社国际记者方辉盛等采写的国际通讯。这些文章从文章选题、观察视角、细节描写、文笔流畅等都让我激动不已，如穆青的《访太阳的子孙》、陈伯坚的《我在西欧看到的年轻人》。这本杂志让我看清了作为一个外文系的学生未来最好的就业方向就是去当一名国际记者。几年后，我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读书时，惊喜地发现，当年为《环球》创刊号上撰稿的这几位新华社大记者竟然都是我们新闻系的导师。这跟今天中国的新闻教育制度不同,今天成功的记者要想进大学当一名新闻教授跟登天一样难。

在创刊号上，我还发现了两篇外国记者写的文章《打游击时期的铁托》和《试管婴儿的奥秘》，这两篇文章都是从国外媒体上翻译过来的。这让我大胆地想到,《环球》这本杂志为何不可以成为我的翻译作品的投稿园地呢?那个年代，国家仅允许几所大学的外文系聘请外教，这几所大学外文系学生有机会看到国外期刊。在南京大学，教我们班的外教是来自澳大利亚的汤姆夫妇，他们俩从国外带来了满满一箱子澳大利亚版的《读者文摘》。那个周日，我从中选了一篇讲述美洲古代文明的故事，一个人躲在英文专业那座安静的二层小楼里，关上百叶窗，苦苦地翻译了一天，把一篇长约4000字的《美洲的雅典》译成了中文，并工工整整地誊写在方格纸上，然后装进了一个牛皮纸信封。第二天邮局一开门，我多花了两毛钱，用挂号信把稿件寄走了。

一个月后，在食堂排队买饭时，班上负责取信的同学庄国鸥把一封信塞给我，并很好奇地问我，“你怎么会有北京新华社的亲戚？”信封的落款是北京宣武门西大街57好新华社。打开一看，是《环球》杂志一位名叫叶志雄的编辑写给我的信。这封信不仅通知我稿件将被采用，并夸我翻译准确、通畅，希望我继续为《环球》投稿。这封信对我这个大二的学生真是莫大的鼓舞。

1980年11月，我的处女译作《美洲的雅典》终于在《环球》第7期上刊登了出来。我从邮局取回载有我译作的《环球》，在同宿舍、同班的同学相互传阅，这是我们班上第一篇见诸铅字的作品，在传阅中，有好奇的，有羡慕的，也有个别不屑的。

几天后，我收到了有生以来的第一笔稿费，共２４元。这是当时大学毕业生月工资的一半，当天下午，我揣着稿费，来到新街口书店，花了２２．２０买了一本刚刚出版的《辞海》（缩印本）。大学毕业时，我分到了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所工作，我把这篇译作连同我后来发表的其它翻译作品放到一个木箱子里，运到了中关村理论物理所的小院里。多年过去了，那本印有我处女作的《环球》早已不见踪影，但是用这篇文字挣来的稿费买的这本厚重的《辞海》，从南京大学的学生宿舍2号楼，到中科院集体宿舍8号楼，到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所在的人民日报９号楼，到新华社方壶斋小院，到现在的清华大学荷清苑的书房，一直摆在我的案头。

（作者李希光为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导，转自《环球》2010年第四期）

附：处女作原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