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20世纪70年代的唐山大地震相比，此次我国政府第一时间欢迎外国救援队前来协助，不但体现了抗震救灾是超越国界的国际合作，更表现了以人为本的巨大外交容量。

5月12日，汶川地震。我们虽然远离灾区，但是每一个人都忍不住想离灾区再近一些，做一点更有意义的事情。我们已经失去了2.2万多名同胞，我们可能还将经历失去更多同胞的痛苦。救灾，一天一天过去，这种痛苦的煎熬让人坐立不安。

许多场景让我们相视，流泪，无语。北京街头献血车周围自发排着长队，志愿者第一时间奔向灾区……在这场突如其来的大规模自然灾害面前，或许我们还没有意识到，一种曾在我们的期待中淡出了很久的民族认同，或者说国家认同，正在2008年的几场考验中逐渐显现在中国人身上。

民族认同是地域性的，也是情感性的，拥有共同历史、血缘、居住地、仪式、文化符号和想象特征的人们之所以在国际政治上被称为一个民族国家，就是因为他们有认同感。我们常常担心商业化、全球化会使得中国人追求各自的价值和利益，日益缺少基本民族认同。但这次，中国人没有令彼此失望。

汶川地震，虽然发生在四川，但是全国范围内踊跃捐款，很多家庭自发收养孤儿。“自发”二字，就是对民族认同的最好体现。而这种民族认同使得海内外华人在第一时间慷慨解囊，台湾、香港同胞派出救援队赶赴灾区。不仅仅因为我们的历史、语言、文字是共同的，更因为我们作为一个完整民族统一体在历史的每一个危急关头，从来就没有分开过。

“救灾外交”迅速出现在政府日程中，这已成为中国作为大国的自信体现。与20世纪70年代的唐山大地震相比，此次我国政府第一时间欢迎外国救援队前来协助，不但体现了抗震救灾是超越国界的国际合作，更表现了以人为本的巨大外交容量。这种人道的共识，是现代国家的立国基础，也是超越政治语境的共同语言。

任何可能增加国家和民族认同的行为，实际上都对抗震救灾有积极意义。其实许多人在灾后已经提出，要在地震的“头七”降半旗向死难者致哀，宣布国家哀悼日等国家行为，来表达整个国家对于死难同胞的哀悼之情。这不但是国际社会不少国家的通行做法，也是民众发自内心的愿望。

自然灾害是全世界性的，但是抗震救灾首先是国家性的。在灾难面前，民族认同使得一个国家能够空前地团结在一起。我们不能小看这种看似虚无的民族认同。“9·11”后，美国空前团结；金融危机之时，东南亚国民自发捐助，均是民族认同。全球化使得人力资源、生产工具、资本均可自由流动，但是人心不会随意流动，这是一个民族国家在全球化体系中受到尊重的根。

撼山易，撼川难，撼中华民族更难。民族国家仍然是今天的国际政治主体，这种主体的自我认同越强烈，他们的凝聚力也就越强，其所可能获取的国际尊重也就越大。中国要大写，不能靠一家人写，而要用民族认同来写。汶川地震可以夺去同胞的生命，却夺不走我们这个千年民族的强烈认同。这恐怕就是“多难兴邦”的真正含义吧。（作者周庆安为清华大学华体会登录口 青年学者，转自《新京报》2008年5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