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媒介批评是一个不适宜于标准化的文本阐释创意活动。常用的媒介批评和分析方法包括符号学分析方法、精神分析方法、马克思主义分析方法以及社会学的分析方法。其中，马克思主义思想是分析社会与社会机构最有力量、最具联想的方法之一。在当代社会，发现媒介文本中隐藏和被遮蔽的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媒介批评的一个重要部分。

关键词：媒介批评 媒介分析 文化研究 马克思主义 符号学 精神分析

美国著名的媒介分析家、旧金山大学广播与电子传播艺术教授阿瑟·伯格（Arthur Asa Berger），以其《媒介分析技巧》、《一个后现代主义者的谋杀》、《涂尔干死了》等著作广为中国文化与传播学界熟悉。作为“清华大学海外学者短期讲学项目”的受聘学者，他于2009年5月应邀开设“媒介文化与批评入门”的英文课程，并就媒介分析与批评等问题，与本文第一作者进行了对话（下文分别对二者用“王”和“伯格”表示），对于我国媒介批评理论与方法体系的构建不无参考价值。

媒介批评及其相关概念

王：您有38年的新闻传播教育经历，并已出版65本书，内容涵盖媒介分析、文化批评和“另类学术读本”、侦探小说以及旅游和幽默。人们称您为“著名流行文化学者”、“媒介分析家”、“侦探小说家”，您更喜欢哪一个称呼？

伯格：有人说我是一个“不完美的”小说家，不是一个“侦探”小说家[1]。不过我认为我是一个媒介分析家、流行文化学者和作家；我是一个写神秘和讽刺性学术谋杀疑案作品的作家，它们其实是披着故事外衣的教材。有趣的是，我发现由两位中国学者所写的、研究我的谋杀悬疑作品的文章[2]， 将我归结为“后现代小说家”……这是由于我的作品中混合使用了不同的流派。我写过不少悬疑作品还未被翻译成中文， 我还会继续写下去。我的主要目的是帮助学生学会如何用不同的概念对一般的“大众-介导文化”（mass-mediated culture），尤其是媒介文本（如美国电视连续剧《囚徒》）进行解码。

王：您认为“媒介分析”、“文化批评”、“媒介批评”和“传播批评”这几个概念有什么联系与区别？一般认为，您从事的是媒介分析研究而非媒介批评，您认为是这样吗？

伯格：我认为，对人们来说，“批评”一词具有很多消极内涵……因为对许多人来说，这一词语或明或暗地意味着批评家发现不好的东西并加以批评。依我看，媒介分析是广义的文化分析的一部分。因为媒体是构成今天我们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传播也是如此。因此，我认为“文化批评”或“文化分析”都是内涵无所不包的词汇。其实，如何称呼你现在从事的工作并不重要，只要你在致力于理解人们是如何沟通的，尤其他们在使用媒介时发生了什么 就够了 。“传播”也是一个无所不包的词汇。至关重要的事情不是浪费时间去争论“媒介批评”、“传播研究”或其它概念是否恰当，而是检视媒体，以确定人们如何使用它们以及怎样受其影响 。

王：美国的一些高校开设有“新闻批评”（Journalism Criticism）和“传播批评”（Communication Criticism）课程，您认为二者之间的差别大吗？

伯格：有必要将媒介批评和新闻批评区分开来。“新闻批评”针对的是媒体上刊播的新闻，不管是印在报刊上的，还是电子媒体发布的新闻；而“媒介批评”则聚焦于广义的媒介，包括但不限于报业。美国有着长期的报纸批评传统，因为报纸是我们最早的大众媒介工具，报纸在新闻的准确性和新闻的报道价值方面互相竞争，为媒介批评提供了素材；随着广播、电视和网络的发展，诸如出自博客写手的媒介批评更是数不胜数。

王：您怎样评价 “法兰克福学派”和“霍尔的文化研究”这两个媒介批评的主体理论？

伯格：法兰克福学派和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都太陈旧了。当文化研究枝繁叶茂之时，我想，今天身处后现代时代的人们，终于明白了如何不靠过去的方法做文化批评。我做媒介分析的独特方法，是用诸如符号学、精神分析、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以及女性主义等领域的概念去解码媒介。我曾给自己画了一副漫画：我将自己画成连环漫画中的“超级勇士”——解码超男[3]，暗示我将文化视为反映在媒体中的不同符码组合，这些符码反映在媒体、人际传播以及常被称为“大众－介导”文化之中。我的目标是帮助学生和其他人培养媒介素养，即理解和阐释大众传播媒介的能力。

王：您同意媒介批评需要设定一定的标准，即批评媒介需要遵循一些规范吗？

伯格：法国媒介理论家茨维坦·托多罗夫（Tzvetan Todorov）认为“批评没有对与错这回事”。只有“有趣的批评”和“无趣的批评”。前者因为阐释了文本的运作机制而饶有兴趣；后者因为缺少见解而乏善可陈。我同意这一观点。媒介批评家所要做的，是一种不宜统计分析和数据收集的创意工作。实证工作对于一些问题的研究是有效的，但是一般来说，我们评估批评是基于它揭示了多少文本意义，它对文本孕育其中的社会意指为何，以及媒介如何影响文本了。

为媒介批评设立一个标准，这话听起来不错。但是，采用谁的标准呢？还有，我们如何确定一些标准是否会被遵从？ 最好能根据文本所呈现的媒体运作方式，以及文本是如何为刊播媒体所影响的等方面来考察媒介批评。因此，阐释是一个不宜于标准化和遵奉标准的创意活动。在后现代社会，一些人会坚称没有规范，规范是一个现代主义的概念。

王：您认为美国的《纽约时报》的“公共编辑”（Public Editor）和《华盛顿邮报》的“新闻监察官”（Ombudsman）所做的工作是媒介批评吗？

伯格：“新闻监察官”实际上起着帮助新闻工作者的作用。因为“新闻监察官”可以处理公众对报道准确性的批评，也可以监督一些重要新闻是否被如实报道了。“新闻监察官”起着非正式媒介批评家的作用，虽然他们主要关心的是新闻和信息，而不是娱乐和其它方面。

马克思主义与媒介分析方法

王：中国内地的媒介批评已经有10多年的发展了，但从事研究媒介批评的学者感到开展这项研究仍然十分困难。一个经常使人感到迷惑的问题是：媒介批评涉及的学科领域如新闻学、传播学、文学、哲学、社会学等如此之多，它的理论体系到底应包括哪些内容？如果出版社让您写一本媒介批评的教材的话，您会介绍哪些理论和方法？

伯格：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我们有很多种类的媒体去对付，而且每一类的媒介内容都有着不同的风格流派。 那么，我们如何处理所有这些可能性呢？我认为，对这一问题的最好的回答，是学习可以适用于任何话题的分析技巧——不管是媒体，还是媒体的文本、创造媒体的人、媒体的受众，或者媒体赖以生存的社会。我倾向于关注文本——媒体的艺术作品。但是，我也并未忽视其它方面，比如媒介所呈现的受众与社会。处理这些所有可能性的唯一办法，就是开发基于诸如符号学理论、精神分析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学理论的分析方法。 掌握了这些分析方法，你就可以研究任何东西。 在美国，很多学者耗费了大量的精力，试图区分民间文化、流行文化和精英文化等概念。我认为，实际分析电影、电视节目、漫画书等文本，要比争论什么是流行文化更有意义。根据我的理解，媒介批评的核心是学习那些能够用于分析所有文本的各种理论。

王：您在《媒介分析方法》、《文化批评——关键概念初级读本》等书中，以及您在清华大学所开设的媒介文化与批评课程中，您介绍了符号学、精神分析、马克思主义、网格理论等解读媒介的方法，您认为这些方法分别对媒介批评起到什么作用？

伯格：在我的《媒介分析方法》和《文化批评》等书中，我集中阐述了四个分析媒介和媒介文本的常用理论。一些批评家只用一种理论——比如符号学或者精神分析理论，但是很多媒介分析家、批评家综合运用几种分析方法。当我准备写关于媒介和媒介文本的东西时，我的问题是：哪一个理论的哪些概念有助于我解释和理解我的研究对象？原则上，你可以只用一种方法，在一些批评家的著作中，他们只对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或者精神分析这三种分析方法的一种感兴趣。但是很多著名的批评家，例如马歇尔·麦克卢汉在他的《机器新娘》一书中，罗兰·巴特在他的《神话学》和《符号帝国》等书中，鲍德里亚在他的《物体系》一书中都综合使用了符号学、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理论和社会学的理论来形成自己的见解。

王：台湾的著名媒介批评学者黄新生教授，也就是您的《媒介分析方法》一书第一个中译本的翻译者，曾引用你的话说：要将精神分析法的概念用于媒介分析，实在是问题重重。这是您的真实看法吗？在如何成功地运用精神分析分析媒介，您是否有成功的例子？

伯格：对于不能用精神分析学分析媒介，或者，更确切地说，不能用源于精神分析理论的概念去阐释媒介的说法，我不能苟同。我曾用精神分析的理论，将20世纪80年代初电子游戏《吃豆人》[4]风靡美国的意义，阐释为从一种早期生殖崇拜的游戏的文化衰退迹象；我也曾借鉴其他学者在分析案例时采用的精神分析理论来分析哈姆雷特、电影《金刚》、詹姆斯·邦德故事以及迪斯尼电影和主题公园。

王：我在教学和研究中，将女性主义批评、框架理论、参与观察以及内容分析等方法作为媒介分析方法引入了媒介批评领域，我即将出版的《媒介批评——起源·标准·方法》第二版，也将它们作为媒介批评方法进行介绍，您认为合适吗？批判性和实证研究向来互相攻击，形同水火，我试图将二者结合起来解读和批评媒介现象，即用批判学派的理论，用实证分析的方法来从事媒介批评研究，您同意这一做法吗？

伯格：我认为，使用任何有兴趣的理论都是可以的，因此我对批判学派和实证学派之争不太在意。两派的学者都在试图发现媒介是如何影响个人和社会的。有时，实证研究的数据和信息对批判学派的学者是不无助益的，反之亦然。学术界确有一些无休止的争论，我对此不屑一顾。我只是用我可以使用的一切方法，去处理我正进行的研究工作，不管它是什么研究。“多学科性”是对我研究方法的最好描述，就是说，用我发现的任何不同种类的有用理论，去分析和阐释我所研究的东西。

王：我知道您一直倡导用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分析媒介。在《媒介分析方法》一书中，您写道：“对于媒介分析家而言，马克思主义思想是分析社会与社会机构媒介最有力量、最具联想的方法之一。”[5]那么，我的问题是，在您经常使用的4种研究方法中，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占有什么样位置？一些中国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在当代已经过时，应当运用其他研究方法代替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尤其是“阶级”、“阶级斗争”等概念应该用“阶层”等概念来代替。作为西方的学者，您为什么如此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来研究媒介和媒介现象？

伯格：就我所知，马克思主义包括像“阶级冲突”、“假意识”等概念，许多美国学者运用马克思主义批评媒介和媒体兼并。后者是指将极大的媒体权利，集中于一小撮富有媒体集团的拥有者手中。

我知道，一些美国的媒介学者在他们的著作中抵制马克思主义思想，却不拒绝使用马克思主义的一些概念。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就是一个较好的例子。但是，一些马克思主义的概念仍然十分有用。我建议将马克思主义看作一种现代主义的理论。我们现在生活在后现代主义或者后－后现代主义者的社会。在后现代主义社会，正像让－弗朗索瓦·利奥塔（1924—1998）所说：“对元叙事（meta-narrative）[6]怀疑”……你不必去接受整个“元叙事”，但是可以接受你认为它对你有用的部分。例如“媒介帝国主义”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就非常贴切。这一理论认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弥漫于第一世界国家生产的电视节目和电影中，却被第三世界国家收看。因此，发现隐藏的和被遮蔽的意识形态内容，就成为马克思主义媒介批评的一个重要部分。

媒介批评与当代中国

王：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学界开始关注和讨论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概念，在关于中国当代是否存在“公共领域”的问题上莫衷一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者还曾就此事专门致函哈贝马斯。您认为中国的媒介可以称为“公共领域”吗？

伯格：我对中国的媒介不太熟悉，因此不好说它们是否算作公共领域。我不知道它们是否足够独立，是否可以被视为公共空间。就我个人的理解，无论在哪里，博客都可看作公共领域的一部分。

王：我个人十分看重传播科技批评，即注重研究传播科技所带来的信息鸿沟、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疏离等负面影响。在全球化语境下的当代中国，随着传播科技的飞速发展，这一问题的严重性日益凸显。但是也有青年学者认为这是一个“伪问题”，他们更愿相信科技是中立的。您怎么看这一问题？

伯格：我认为科技一点都不中立。科技控制者“自己点唱，自己埋单”（He who pays the piper (controls the techno logy) calls the tune）[7]…….也就是说，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技术会有多大的影响。正是那些塑造技术和有权决定什么影响技术的人，对个人和社会施加着影响。我既不相信技术决定论，也不相信技术的中立性。许多批评家对于科技的态度是矛盾的，因为它既可以做好事，也可以被用作奴役我们的工具。在伦敦某个典型日子里，一个普通人会被摄录到400个监视器的录像带中。这些录像带可以帮助捕捉动物和阻止恐怖分子，但是他们也意味着我们时刻被监视。这样，这些录像带就会被用作控制人民和暗中操纵他们。如果 机器是在为自己做事，并出于自己的意愿开关机，你也许可以说科技是中立的，但事实并非如此。

王：在中国，有人认为做媒介批评会伤及新闻自由，打击媒体和新闻工作者作为“看门狗”的积极性，因此认为应当多鼓励舆论监督，少做媒介批评。您能同意这一观点吗？您怎样评价媒介批评在美国社会中的作用？

伯格：我认为，记者应该是在政治事件中发现龌龊秘密的调查者。报纸的真正威力，源于那些愿意花时间进行调查的调查记者。我认为媒介批评不一定是负面的东西，而是对新闻事业的一种地地道道的支持。 如果将媒介批评狭隘地定义为攻击一些记者、报人、媒体，那它将是可怕的。 不过，许多美国的媒介批评家因为媒体不够独立、不说真话而常常抨击新闻界。我们需要调查记者……如果美国的报纸不能支持他们，我们就不得不找出其他的途径来传承他们的工作，如靠博客作者广泛、普遍地提供评论性的意见。记者的艰苦工作，包括调查社会上正在发生的事情和曝光那些滥用职权的行为。

[1]这是Berger教授表示幽默和自谦的一种方式。他解释说用”defective”（不完美）和”detective”（侦探）这两个词是为了押韵。

[2] 指马汉广：《论阿瑟·伯格学术荒诞小说的后现代戏仿与话语游戏》，载《求是学刊》 2008年第5期；秦里：《三件另类的谋杀案》，载《书城》2006年第4期，第51～51页。

[3] Superhero，又译“超级英雄”，源于美国和日本漫画、动画中所塑造的幻想形象，“超人”和“蝙蝠侠”是其代表。解码器男人（Decoder-Man）是Berger教授的自喻，并在《媒介分析方法》一书中附有以此为名的自画像。

[4]英文为the Pac-Man，日本电子游戏生产商南梦宫（NAMCO）公司1980年开发的一种风靡世界的电子游戏，又译《小精灵》。

[5] Arthur Asa Berger, Media Analysis Techniques, Third Edition, CA: Sage Publication, 2005,pp:42..

[6] 又称“宏大叙事”，根据利奥塔的观点，是指具有合法化功能的叙事。他将后现代一词定义为“对元叙事的怀疑”。

[7]英文习语“pay the piper while other call the tune”的意思是“一个人付钱给卖唱的人,另外的人点唱”。这句话是对这一习语的活用。

（转自《现代传播》2009年第5期P51～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