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图书馆、博物馆、剧院时，涉及三个概念——事业、产业、体制改革。目前对这些设施的定位是属于文化事业，由政府拨款，并未考虑产出，评价体系也不完善。现在的评价体系是看图书馆多大面积、多少人平均有一个，但是存在而不使用是没有意义的。

要解决这个问题，不仅要考虑使用，还要考虑流通。所谓流通就是评价指标体系中图书流通率达到什么程度，流通程度高的话资金就可以追加，如果买了那么多书锁起来没人看，就要减少投入甚至撤销这个服务点。因此，我们要重视这个问题，并主动建构一种能推动公共文化服务单位产生效益的评估体系。

不管是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或者剧院，不能完全由政府做，可以考虑社会力量的介入。我去浙江调研时，发现浙江的民营经济在文化领域很活跃。浙江的民营经济不仅介入文化产业，比如文化园区和动漫游戏等有市场前景的产业，同时还进入到博物馆等公共文化服务平台。浙江的民营资本在进入文化产业这个平台上考虑的是投入产出这些企业必须考虑的问题，但当它进入博物馆和其他一些文化事业时，考虑的则是另外一点——社会责任。

当民营经济、社会资本从考虑投入产出的经济效益转化到考虑社会责任、社会效益时，整个地区的文化素质就会得到大的提升，这时政府就应该鼓励、激励，提供更多的方便条件。我们的公共文化服务除了政府买单之外，还要为社会资本进入公共文化服务建设提供引导、帮助和优惠政策。

公众对文化的需求不管从政府角度还是从企业角度，都需要换一个视角。我们经常做文化产业规划，在做规划时遇到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的文化设施是面向谁的？目前北京主要的文化设施集中在二环、三环内，形成了一些文化聚集区，对外来游客有了明显的聚集效应。但是，我们的文化设施不仅仅要考虑外来人口和游客，还要考虑当地居民的文化消费需求。特别是新建的城郊区，要考虑适当的空间布局，为居民选择文化消费提供更大的可能。

我们的文化消费与以前已大不相同，今天已经有了多种的文化形态。从管理者角度来说，应该对这些文化形态一视同仁，因为它们针对不同的消费群体，有不同的消费空间。从用户角度来说，可以根据自己的消费需求选择，社会、媒体不要凭个人好恶对某一类文化进行形态上的褒贬。

要建设一种良性的文化服务、文化消费生态，让它们并存、互补、融合、创新。为了达成这一点，政府、企业、媒体、公众都要有包容的心态。我们要自信、包容，在这个基础上再考虑服务。服务是什么？每个行为主体和利益主体都有它特定的服务对象和服务位置，要做到位而不越轨。政府有政府的位置，消费群体有消费群体的位置。

我在国外演讲时，外国人老问什么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我说按照邓小平的话讲，社会主义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除贫富差距，达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公共文化服务走的就是这条道路。什么叫中国特色，就是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我们首先需要解决吃饭问题，再解决住房问题、就业问题，在物质文明达到一定程度时，才能谈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并重，所以中国特色就叫分阶段、逐步发展。因此，我们需要沟通，让更多的人理解我们做的公共文化服务与西方做的在本质上没有差异，只是发展阶段不一样。

（作者熊澄宇为清华大学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华体会登录口 教授、博导，转自《中国社会科学报》2009年11月19日第三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