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文化发展呈现出许多新特点、新趋势。笔者建议中央加强对文化生产力理论的解读，进一步明确文化发展在国家发展中的战略位置，以及文化发展与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互动关系。在今后五年，不仅要完成文化发展布局，更要在理论上有所创新和建构。我们说的文化包含物质层面的符号体系、精神层面的价值体系、行为层面的制度体系。文化不仅是软实力，也应该是综合实力，包括精神和物质两个方面。

要充分认识文化在社会发展中所呈现的凝聚力、推动力和创造力，把文化从思想文化系统的工作重点拓展为各行各业都关注的社会热点。以前文化发展规划使用的标准句式是繁荣文化事业，发展文化产业，改革文化体制；建议从核心价值观、民族文化传承、社会形态建构、文化创新等方面来重新结构发展规划。真正做到在理论层面有所创新，在战略层面面向未来，在对策层面提倡多元，在应用层面切实可行。

建议未来从物质符号、精神价值、行为规范、制度设计四个方面布局文化发展。一是梳理物质符号。强调文化建设与历史传承的关系，对可传承、可物化的文化形态进行梳理以求流传。具体可体现为一系列重大文化工程的实施上。二是提炼精神价值。进一步提炼民族精神和国家形象，增强文化认同与向心力，使其对内有凝聚作用，对外具呈现功能。三是引导行为规范。针对文明素质和道德水准的缺失和下降问题，从法律、行政、道德和文化不同层面引导和建构，并尝试形成可量化的评价标准。四是完善制度设计。以民主政治和市场机制为基础，以前期经济改革的经验和教训为借鉴，探索有益和可行的文化制度设计。

应当强化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功能开发与合理利用。优化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运行机制，确保服务内容、服务质量和服务模式不断提升，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文化需求；确保地方政府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上的投入比例逐年提升，拓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资金来源渠道，引导企业投入资金，在有条件的地区探索运用基金会、社会组织等方式提供公共文化服务资金；建立全国和省市两级的公共文化服务监测与评估数据库，探索公共文化的跨省市、跨地区服务模式。

加快文化管理体制改革与文化法制建设也应摆上更重要的议事日程。建议加快国家、省市两级文化管理体制改革，鼓励有条件的文化企业通过市场手段做大做强，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的文化产业集团；在文物遗产保护、文化市场、文化综合执法、版权开发与保护、精神文明建设与社会道德风尚培育等文化发展的关键领域，积极推进民主与法制建设，规范地方政府的产业开发行为，树立公民积极向上的文化审美观念，建设法律、规范、公德、品德融合的文化约束体制。

国家有关文化主管部门应当全面梳理与提炼我国传统文化资源，促进以中华文化为基本元素的文化产品和产业开发，形成一批具有重大社会影响的传统文化研究成果，建立“中国传统文化资源元素库”；鼓励文学艺术界、文化产业企业在文艺创作、影视生产、内容创意、装帧设计等方面加入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与文化资源；引导借助互联网、手机等新的科技平台的中国传统文化资源内容开发，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精髓与时尚文化、流行文化相结合，激发全社会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感自豪感。

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使民族精神与国家形象的呈现与我国国际地位更加匹配。研究制定我国文化走出去的创新战略，积极参与和影响国际话语体系与对话规则的修订；支持我国在国际上具有一定优势的新兴文化业态的发展，如动漫、影视、出版、移动内容服务等；鼓励企业积极通过各种形式走向世界，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对我国传统文化走出去给予必要的扶持政策，对那些具有鲜明中华民族特色的优秀内容产品，要通过相应措施给予专项支持与帮助。

加强文化领域国家级重大工程建设。我国文化发展需要从国家层面以国家级重大工程的方式对重点领域、重点问题进行攻关。在文化科技领域，可以借鉴国家实验室、国家工程实验室等高新科技发展经验，以国家重点文化科技工程的方式推动文化技术与应用平台开发，数字内容产业关键技术标准研发；在传统文化资源挖掘领域，建立“中国传统文化元素评估与提炼数据库”等重大工程。

鼓励各地运用自身优势，形成文化产业发展的区域特色，避免同质化竞争与单一模式开发；在中西部地区重点省份设立文化产业区域服务中心，整合区域资源，为中西部地区的中小文化产业企业提供科技服务、智力嫁接、产品营销、人才引进等相关服务，推动中西部地区文化产业发展；引导各地干部群众更好地认识文化产业发展的特点与潜力，实现文化产业战略地位的提升。

(作者熊澄宇为清华大学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华体会登录口 教授、博导，转自2010年9月6日《瞭望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