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5年，德国作家罗伯特•普卢兹（Robert Eduard Prutz）出版了《德国新闻史》一书。他首次使用了“新闻学”（journalismus）一词，用于区分对“书籍”、“报纸”和“期刊”所进行的工具性的媒介研究。

同时他强调，新闻学研究不应聚焦于单个记者（journalist）的单个文本，而是应当把“新闻学”视为一种“社会领域”。依托大学开展的新闻学教育也应结合全球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的变局来展开变革。

无论是从历史,还是从现实来看，“全球”、“全民”和“全媒”已成为新闻传播与社会发展的核心取向，全球新闻传播教育的变革也应该主动适应和融合这三个核心取向：

全球——传统的国际新闻传播研究是以区域或国别为疆界、以比较视角为主来展开的。随着新闻生产走向“全球化”——即从采集、编写、流通到接受诸环节逐渐“去疆界化”，随着中国选择主动融入这一全球新闻传播的“话语场”，中国新闻传播学的教学和科研应当紧紧围绕媒体/文化全球化的主题进行调整和变革。从概念和理论的层面上看，传统的“国际传播”（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应被更符合现实的“全球传播”（global communication）所代替。从实践的层面来看，信奉“内外有别”原则的“（对）外宣（传）”也应升级为更具想象力、更符合新闻传播规律和生态的“对外传播”、“公共外交”、“国家品牌行销”（nation branding）等。

全民——3G技术和以iPad为代表的移动随身媒体把无所作为的“受众”（audience）变为主动的“参与生产的消费者”（prosumer），进而登堂入室，在传统上由政商精英主宰的公共政治领域内产生“众声喧哗”的效应。在当下“微博议政”乃至于“微博干（预）政（治）”的大潮当中，如何进行有效的“微博执政”，就成为各国政府必须要面对的紧迫问题。新闻舆论与政府治理之间的互动成为新闻传播学界应当关注的重要领域，进而催生出“公民新闻”（citizen/civic journalism）、“媒体执政”（media governance）、“危机传播”等新的研究课题。从实践的层面看，政府新闻发布制度的建立和新闻发言人职务的常态化成为近年来中国政治和社会变革中的一个亮点和热点，清华大学的师生以进行政策的研究和实务的培训为主要形式，积极参与到相关制度的建设和推广的过程当中。

全媒——我国的新闻传播学的专业教育也是按照不同媒介形态相对应划分的二级学科（新闻学、广播电视新闻学、编辑出版学、广告学）来展开。

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从建院之初，在专业和课程设置上就打破成规，贯彻适应媒体融合发展趋向的“大新闻”和“大传播”理念，在本科阶段只设立新闻专业，在全媒体的平台上培养未来的新闻记者。无论是在对媒体实践和案例教学中，还是在校内的专业人才培养和校外的从业者实务培训中，都注入了“全媒体”（Omnimedia）和“全传播”（暗合院馆宏盟楼的英文名称中的Omnicom一词）的前沿理念。从更为宽泛的层面上看，“全媒（体）”理念的日渐普及也将有助于解决新闻从业者、新闻学研究者和新闻教育工作者这三个群体之间长期以来各行其是、缺乏互动的“痼疾”。◎

(作者系清华大学华体会登录口 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