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素养和理性素养的提高是需要过程的。但是如果不给民众表达的机会，这个过程就永远不会到来。
从2009年开始，微博将人们带入了平民化、个性化的“自媒体”时代。话语权的开放给了普通民众自由表达、参与社会生活的可能性，同时也带来了网络暴力的隐忧。
在民主程度日益提高的当今中国，我们应该怎样看待这一新的媒体力量？它将给中国的社会结构和运行方式带来怎样的变化？《中国科学报》就上述问题采访了清华大学华体会登录口
常务副院长尹鸿教授。
《中国科学报》：自媒体时代网络传播呈现出哪些新特点？
尹鸿：自媒体时代最大的特点是每个人都可能成为一个媒体。特别是社会化媒体出现以后，媒体的到达能力和信息的聚集能力都得到了很大的提升，自媒体有了社会化的信息接收群。传统媒体的传播往往有时间差，而社会化的信息接收群会带来自媒体传播效率的提高。比如，与微博相比，博客的同时性就较弱，还需要阅读的缓冲余地。但有了微博这样新的传播方式之后，自媒体的时效性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从传播的角度来讲，自媒体的第二个特点是点对点的传播，它很容易带来信息的聚集、扩散和传播的双向运动。一方面，每一个关注者、转发者和评论者都会聚集信息；另一方面，每一个转发者自身又成为信息的发射点和扩散源。所以自媒体可以将聚集和扩散结合在一起。这样可以导致信息在短时间内被放大。
当然，自媒体也带来信息传播质量的改变。自媒体多种多样，有官方自媒体，也有非官方自媒体，有实名的自媒体，也有不实名的自媒体。自媒体本身会有不同的层次。但是慢慢它也会形成一个信息传播网，比如大部分的信息可以通过“加V”实名传播，或者通过官网得到比较好的传达。实际上，在自媒体当中也有一定的过滤机制。通常，实名制媒体，或者我们通常所说的“大V”媒体有很强的过滤功能，它有一群更多、更分散的看门人，它与传统媒体那种集中的看门人可能不一样，它也会形成信息的多中心化。
《中国科学报》：您认为微博等社交媒体在社会结构和社会公权力重塑上带来了怎样的变化？
尹鸿：最大的变化肯定是多中心的话语权。过去的话语权可能只控制在有媒体权的人手里，现在发生了改变。自媒体呈现出多中心的，甚至是高度分散的话语权。各种不同社群、不同的机构都会有自己一个相对偏中心性的话语点和话语权。
话语权分散之后，就一定会使社会用不同的角度去看待公权力的运行。更重要的是，因为这些话语权不仅分散，而且更加在体制外，所以它加强了体制外对公权力的制约。过去体制外几乎对公权力没有办法制约。话语权在体制外了，这些话语权会对公权力有一些震慑的作用。
《中国科学报》：您认为自媒体时代的民意表达应该有界限吗？是否需要监管？
尹鸿：任何时代的民意表达都应该有界限。人类作为高级动物，任何场所和心理世界都应该有底线，包括诚信的底线、真实的底线、向善的底线。但是事实上，应该有底线不代表所有人都会遵守底线。就像社会生活里有犯罪现象一样，网络上、自媒体上也会有一些突破底线的人。总体上来讲，我认为自媒体有自我调整、自我清理的机制。突破人类底线的东西终究会被过滤掉，或者被大家边缘化。所以，当然要提倡在自媒体传播中的底线，但我们也不能因为在自媒体中有人突破了底线而否定了整个自媒体。
在微博等自媒体的实际传播过程中有很多“看门人”，有很多东西得不到传播自然就会被清理。有些负面舆论不产生效果，或者公众不受其影响，它的存在就没有了价值。理论上来讲，只要有社会的地方，不管是虚拟的还是现实的，都应该有一定的监管，因为监管代表了一定的权力集中。在我国之所以不敢呼吁监管，是因为我们的监管常常不是大家呼吁的结果，是一个外在的力量在进行监管。其实社会是需要监管的，正如社会需要秩序和规则一样，但是我们希望将来政府、互联网或者相关管理部门的监管是代表了广大网民的共同意志，而不是外在的，无关于网民自身需求的监管。
总而言之，理论上说，自媒体时代的民意表达需要监管，但不应该是外在的强权监管。网络本来就是一个民主化程度非常高的地方，它应该采取民主形态的监管体制。
《中国科学报》：从某种角度上，自媒体也给网络暴力和网络暴民提供了舆论空间，您认为应该怎样应对由此带来的负面舆情和危机？
尹鸿：该法律管的事情法律去管，该行业规则管的行业规则来管，该由舆论来管的由舆论去管。暴力永远都会存在，当它对社会产生了影响和伤害之后，应该由法律介入；如果传播个体大量发布不实信息，相关行业也可以执行行业监管；此外，舆论也有一定的监管能力，比如舆论会对一些行为人进行批评、排斥。慢慢也会将社会舆论引导到一个相对理性的方向上来，这需要一个过程。
文明素养和理性素养的提高是需要过程的。但是如果不给民众表达的机会，这个过程就永远不会到来。这是我们通往启蒙、民主和现代化的必然代价。启蒙的过程就是社会在浑浊当中逐渐整理出秩序的过程。最可怕的是民意无处释放使得暴力性的东西越埋越深，一旦有出口，它就会变成完全无法控制的暴力。（来源：中国科学报 2013-3-18 韩天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