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么读书，要么旅行，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在路上。”一部电影的经典台词成了自媒体时代的流行语。

在内忧外患、烽火连天的1935年7月，时年26岁的“爱国文青”范长江，为探索、追求抗日救国的道路，踏上了一条非凡“考察旅行”之路。于是，他的“身体和灵魂”便走在了“播火”的路上。

这条路，“路漫漫其修远兮”，北至包头、西达敦煌，全程4000余里（一说1万多里），历时10个月。川、陕、青、甘、内蒙古等省区的广袤原野，都留下了他的足迹。

这条路，“溯洄从之，道阻且跻”。在常人眼中，旅游采风往往是和“远方与诗”联系在一起的。有道是：“客子光阴书卷里，杏花消息雨声中”。岂知这只是属于小清新的浪漫。对于播火者范长江来说，“山一程、水一程，单向榆关那畔行”才是常态。有时“漠漠穷边路，迢迢一骑尘”；有时是“只有天在上，嶙嶙万山低”。长路漫漫，范长江走过“往往陷死人马”的烂泥地；捱过大雪山虎豹区；飞越过六盘山上空的乌云。他还不惜以身试险，亲自下水验证徐向前部士兵遭遇涪江寒水、冻僵而死的传说……这种种艰辛，远非我们今天坐飞机再转豪华大巴所可比拟。

这条路给范长江带来了什么？很多人看到了范长江由此一举成名、《中国的西北角》一纸风行，但是这次西行带给他的最大的是思想洗礼——用范长江夫人沈谱先生的话说就是：“他终于从一位正直的新闻记者变成了一名共产主义战士”。

这条路也刷新了他对新闻本质的认知。20多年后，做过新华社总编辑、人民日报社社长的范长江为新闻下了一个这样的定义：“新闻就是广大群众欲知，应知而未知的重要的事实”。这一定义之所以能在新闻论史中占据一席之地，一方面因为它强调了新闻工作中的群众路线，另一方面也凸显了“问题意识”在记者活动中的重要性。

1937年初，周恩来在西安见到范长江时说，“我们红军里面的人，对于你的名字都很熟悉。你和我们党和红军都没有关系，我们很惊讶你对于我们行动的研究和分析。”80年后重读《中国的西北角》，我仍为范长江灵魂深处的问题意识，以及他研究社会事变的功力感喟不已。正是问题意识的驱使，他才会在学生时代发表振聋发聩的爱国演讲，从此踏上一条北上求索之路；正是问题意识的引导，他才“击中社会上绷得最紧的那根弦”，带着国人心中普遍的“问题”完成了西北之行的壮举；正是由于他对国内、国际问题的深入思考，才能在书中对当时的民族与宗教问题“尤有发人深省的描写与批判”，也才能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华民族的真正危机：“日本之攻略西北，不是借地防赤”，也不是简单的领土扩张，而是一种非常毒辣的对华军事大策略的实施。

西北一行，使学生时代就培养起来的“问题意识”，在范长江脑海中生根发芽，并成为他灵魂的一部分。1961年，在“国内形势总的是不错的”的舆论生态下，范长江却在《记者工作随想》一文中，大谈问题意识。他说：“一个记者，要有抱负。这抱负就是穷毕生精力研究一两个什么问题 ， 而这些问题是从群众中提出来的。”“我自己当年到西北去采访，也是怀着两个目的的：一是研究红军北上以后中国的动向；二是当时抗战即将开始，抗日战争爆发后，敌人肯定会占领我们的若干大城市，那么我们的后方——西北、西南的情况怎么样呢？这两个问题也是当时群众迫切需要回答的重大问题。”

今天看来，“问题意识”不足，仍然是新闻“没看头”和“深不下去”的一大原因。只有循着问题去策划、采访，记者才不至于流于有闻必录，复制、粘贴甚至“标题党”的野路子。一些人胸中无世界，心里无群众，又不愿像范长江那样迈开双脚，到群众中去实地调研，却幻想着成为范长江那样的名记者，“一举成名天下知”。

尽管范长江自谦“不是长于文学的人”，但自由报人曹聚仁仍将他誉为“开创报告文学的彗星”。重读《中国的西北角》中的旅行通讯，不难发现其偏重于文学色彩的写作特色。墨卿在为该书第七版所写《代序》称：“长江君的通信有两个特点为他人所不及，一个是他的笔尖上带着丰富的烟土披里纯（注：英语灵感的旧译），一个是他对于所见的社会现象，并不是单纯的作直率的记述，而且是随时加以相当深刻的剖析。此外，作者有丰富的史地常识，差不多每到一处，总有一番时间的与空间的叙述，把那地方的自然环境先给人以一个明确的概念。” 在一个没有互联网的时代，范长江一本《读史方舆纪要》在手，边走边写、边写边思考。凡所经之途，人文地理烂熟于心，历史典故信手拈来。虽然时隔80多年，重读这些文采飞扬的旅行通讯，仍觉兴趣盎然。

范长江时代注重实地调查的“纸媒精神”，如何不被大数据、资料整合和“全新的阅读体验”所代替？那种重视背景、文气贯通的新闻文风，如何不被碎片化的后现代文风所代替？此时重读《中国的西北角》，我们会分外怀念那种取精用弘、情景交融的文风。

但是，对于普通读者来说，读本书时也许会感到些许疑惑：书中的五篇系列通讯，似乎不足以反映作者“沿着红军长征的路线实地报道红军长征”的用意。为什么呢？原因在于我们今天看到的《中国西北角》版本，并未收录包括《毛泽东过甘入陕之经过》等7篇作品，而这些作品与红军长征的主题正相关！一些重要的旅行通讯被“雪藏”及其原因，无论范长江的传记还是相关的书序、书评都语焉不详。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的蓝鸿文教授1986年发现这一问题并曾指出，该书对“研究红军北上的动向”这一话题，虽然涉及到了，但总嫌不足，因此在《新闻战线》发表《范长江报道红军长征的七篇轶文》一文。其后，1989年由中国新闻出版社出版、2001年由新华出版社出版的《范长江新闻文集》，都以“红军与长征（1935年9月—1936年1月）”的标题将这7篇通讯收录在册。

1937年，范长江在他的另一本代表作《塞上行》的自序中，坦诚地照录了一位朋友的批评性意见，即认为他的作品只是提出了问题，而没有解答，因为要解答，“需要大系统的思想”。这说明在这个问题上，范长江的胸襟是开阔的。多年后，范长江再一次诚恳地谈到，写这些文章“只是客观地‘提出问题’，还不是‘解决问题’。在提出问题的方式上，在那时的历史条件下，只能用‘透露’的方式，不可能正面叙述。”

为了深入研究《中国的西北角》，全面认识范长江，希望《中国的西北角》再版时，能还读者一个完整的“西北角”。如此“可以使我们看清历史变化中的范长江，而不是一成不变的范长江”。只有这样，一位播火者的活的灵魂，才会永远在路上。（来源：人民日报，原文链接：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tml/2016-08/23/nw.D110000renmrb_20160823_1-24.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