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3月，范敬宜先后在武汉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武汉图书馆“名家论坛”为武汉记协的新闻记者作“新闻记者的社会责任感和人文素养”主题报告。

范敬宜老师生前曾多次嘱咐我：“有机会一定要把你的下乡手记结集出版。届时，我来写序。”后来，一次一次的疾病，让他的愿望始终未竟。去世前，他不无伤感地对我说：“看来这篇序我是完不成了。”

斯情斯景，如影历历。

“新闻要有文化含量，记者要有人文情怀”

算来，认识范敬宜已20余年了。当年考研究生时，本来想投考复旦大学新闻系，但从招生简章上获悉，武汉大学樊凡教授和时任经济日报总编辑的范敬宜合招研究生，我大喜过望——那时候，经济日报正办得风生水起，而当家人范敬宜，更是新闻学子心中的偶像。

就这样，我拜在了范敬宜的门下。

在武汉大学念完基础课，按照教学计划，要到经济日报边实习边做论文。第一次与范敬宜见面，我便挨了当头一棒。记得是在他那间简陋的办公室，西晒的阳光把导师原本儒雅的形象勾勒得有几分威严。

范敬宜问我：“看过梁厚甫的哪些书？”我一下子懵了。在当时，只知道梁厚甫是个美籍华裔报人，对他的作品却从无涉猎。

见到景仰已久的导师，本来就有几分紧张。这一下更慌了。接下来，他问的几个民国时期知名报人的作品情况，我也回答得磕磕绊绊。

范敬宜皱起了眉头。不过，接下来他问的古典诗词的掌握情况，我回答得还算差强人意。他的眉头渐渐舒展开来。我刚想喘一口气，谁知问题又来了：“会背清人吴伟业的《圆圆曲》吗？”

我背了几句便卡了壳……

范敬宜将剩余的部分一口气背完，然后严肃地说：“新闻要有文化含量，记者要有人文情怀。要想当个好记者，文化底蕴非常重要。一个人文笔的高低赖于文化的深浅厚薄。”

自幼喜欢舞文弄墨的我，自以为学了不少东西，原来竟是如此浅薄。从范敬宜的房间出来，我汗湿脊背。这让我暗暗下起功夫来。

毕业论文，商定的题目是《新时期经济新闻研究》，范敬宜约我到其万寿路的家中详谈。这次我做了充分准备，西方传播学的原理整了一套一套的。

听我谈了大约20分钟，范敬宜便打断我说：“新闻是门实践学科，没必要搞那么多复杂的理论，更不要言必称西方。现在一谈做学问，就从西方书籍中去找理论根据。这种风气很不好，至于写作，咱们老祖宗有很多宝贵经验，为什么非要从西方去生搬硬套？”他建议我去采访下一线的跑口记者，由他们讲述新时期经济新闻的得与失。

就这样，范敬宜给我开了一个40多人的采访大名单，要求对每一个人的从业特点都要做一个精确的归纳。

这是一项浩大的工程。半年多时间，一有空闲，我就骑辆破旧的自行车在京城的大街小巷穿行。

等到行文时，范敬宜就抠得更严了。每一个章节几乎都被他打回数次，连论文后面附的参考文献的出版时间、版次他都要一一核对。他说：“我不能误人子弟，你也不能丢我的人。”

看着其他同学都早早交了论文，而我还骑着车没日没夜地奔波，真有些后悔当初报考了范敬宜的研究生。好歹，毕业论文最后高分通过了。

“敬惜文字”

范敬宜学养之深厚，令我辈兴叹。

有一次，我在新疆和田乡间采访，写篇急稿时要引用几句古诗，只记得“爱惜芳心莫轻吐，且教桃李闹春风”后两句，上面两句却记不清了。当时，我手头又没有书可查，便打电话向范敬宜请教，他随口就说：“上两句应该是‘枝间新绿一重重，小蕾深藏数点红’。是元好问写的，题目是《同儿辈赋未开海棠》。”

还有一次，席间和一个文友打赌“皮里阳秋”的出处，打电话请教范敬宜，他回答：“应该是《晋书•褚裒传》里的。原句是‘皮里春秋’，后晋帝避母名春之讳，而改作‘皮里阳秋’。”事后，找字典一查，毫厘不爽。

范敬宜有如此功底，缘于他对学问孜孜不倦的追求和对新闻事业的热爱。他常说，总编辑首先是个编辑，不能只想着“总”而忘了“编辑”。他也曾说过：我要终生当记者。如果有下一辈子，还要当记者。

“敬惜文字”是范敬宜常叮咛我的话。他说：“现在新闻圈里有一种不好的现象：轻视文字。如果谁要鄙薄一个记者，会在数说了一顿不是之后来这么一句‘这人，文字还行’。其实，这是把本末闹拧了。文字是新闻从业的基础。没有过硬的文字基础，绝对当不成好记者。”

范敬宜告诉我，即使到了今天，他的任何一篇稿子都要经过反复修改，就是写一篇小消息也不轻易放过，《再给后代5000年》不足500个字，他从晚上10点开始动笔，一直写到了次日凌晨5点多，先后换了7个导语。

1995年，我写了一篇河北灵寿县7个山民修路的通讯《太行七贤》，范敬宜亲自撰写了一篇600多字的编者按。他告诉我，这篇编者按，他整整琢磨了一个星期。

从人民日报退休后，范敬宜依然沉浸在新闻里。他在《新民晚报》开了个专栏“敬宜笔记”，每有得意之作，都会给我打来电话：“我最近的那篇文章你看了吗？谈谈看法。”他问得很细。为了应付他的“检查”，我专门订了一份《新民晚报》。

对于我的作品，范敬宜把关严格。我写的消息《油气开发给南疆少数民族送来“福气”》，他评点：“还可以精炼一点，譬如，第二段为什么要举那么多例子？”；我的长篇通讯《阿布力孜家的“月亮泉”》，他来信：“文章似乎收得急了！”；我的连续报道《讨薪记》，他建议：“主题不要太分散，系列报道亦如是。直线追下去似乎更妥！”

“敬惜文字”，已融进了范敬宜的血液中，即使一个便条、一个短札也不苟且。

新疆地域辽阔，路途漫漫。采访路上，有时我会将自己写的诗词随手发短信给范敬宜，他都会一一予以指点。

2005年“五一”，我在去喀什的路上写了首诗《五一感怀》：“孤悬塞外伴狼烟，春深五月天犹寒。无边风尘常入梦，伏案灯前抱书眠。”过了几天，便收到了他的一封信：“建议将狼烟改为苍烟，‘常入梦’改为‘频入梦’。”他认为诗的调子太低沉，特和诗一首，记得结句是：“浩浩天风鼓征篷，催马瀚海疾奋蹄。”

范敬宜不但是一个出色的记者、编辑，更是一个有强烈责任感的新闻理论家。他提出的取舍新闻的“三贴近”原则和“人不求全，求全则天下无可用之材；文不求同，求同则天下无可读之章”等名言，至今仍被新闻界视为圭臬。

范敬宜说，当记者，尤其是大报记者，一定要有责任意识。不要只图自己痛快，也不能只求微观真实。他说，有时候，就单个新闻事件看，可能是真实的，但放在宏观背景下去考量，却未必真实。因此，发一篇稿子，一定要看整体的效果，看它对社会带来的是正效应还是负效应。

范敬宜成名，缘于那篇脍炙人口的《莫把开头当过头》，在当时背景下敢写这样的文章，需顶着莫大的压力，人们佩服他的道德和勇气。

有些人认为，后期的范敬宜，随着官职越做越大，是不是锐气消退了？实则不然。知识分子的良知始终在他身上激荡，“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始终是他行为的主轴。

一次，人民日报发表的一篇稿子引起了某位领导的不快，在一次会议上点名批评了人民日报。会后，范敬宜专门找到那位领导，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领导也虚怀若谷，不以为忤，专门邀请人民日报几位负责经济报道的编辑记者到自己办公室就有关问题进行探讨。

“逢辱而不惊，遇屈而不乱”

言谈举止中，范敬宜无不带着那一代知识分子特有的儒雅与谦和。

我和范敬宜年龄相差近40岁，又是师生关系。翻阅他给我的信札，每一封信的开头都是慧敏仁弟。收尾总是常用“此颂曼福”“即颂著祺”“即请撰安”等句。“有才而性缓方属大才，有智而气和斯为大智”是他的真实写照。

和范敬宜接触过的人都知道，对谁，他都彬彬有礼。即使在楼道里碰见门卫、清洁工，他都会停下来亲切打招呼。他喜欢亲自到食堂打饭，随意坐在任何一个员工对面和人家谈天说地。

报社吃午饭的人多，吃晚饭的人少。一天，范敬宜留在报社吃晚饭。北区食堂只开了二楼，一楼卖饭的窗口挂了个小牌：“吃饭请上二楼。”

范敬宜没看见那个牌子，就问几个聚在一楼聊天的食堂职工：“请问在哪里打饭？”连问几声却没人搭理。他稍稍提高了声音，谁知一个小年轻大吼一声：“看牌子！没长眼？”

范敬宜并没有生气。来到二楼，见我也在，便打了饭坐在我对面，悄悄对我说：“食堂的师傅真凶哟！”听完原委，我很气愤：“要不要打电话告诉他们领导？”他摆摆手一笑，便埋头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

还有一次，范敬宜参加完一个会议，散步走回报社时已是晚上10点多。恰巧没装证件，门卫便挡了驾。按照报社规定，没带证件必须内部人员接应方能进大院。他便站在门旁静静等候。当时正值隆冬，后来有人经过，告知门卫“这是总编辑老范”，门卫一脸歉意。范敬宜非但没有生气，还连声称赞门卫做得对。

不过，范敬宜对身边的人，要求却非常严格。记得刚到人民日报，我在夜班值班。一天，为了改稿问题，一位编辑和排版工人发生了争吵。这件事本与我无关，可却让我无端受了委屈，因为那位吵架的编辑也姓王，事过不久，在讨论我的入党转正时，有人提意见说我不尊重工人——他们把两个“王”编辑弄混了。

吵架这事传到了范敬宜耳朵里，他严厉地告诉党委有关领导：“坚决延后王慧敏的转正。不改正错误，就不能让他入党。”

1997年，按照规定我可以申报副高职称，根据当时业绩，还是具备一定竞争力的。谁知评选时，我被拿了下来。一位负责的同志告诉我：“范总说了，今年申报的人很多，让把你往后压压。”

说实在的，这两件事，当时确实让我别扭了很久。

吵架事件，最终还是弄清了。一次，我到范敬宜办公室送大样，他把眼镜拉到鼻梁下端，仔细打量了我一番：“入党转正这件事，你们主任班明丽同志后来告诉我了，是党委搞错了。”他顺手拿过便签写了一句话递给我：“苟逢辱而不惊，遇屈而不乱，几可任事矣！”

这算是对我的平反吧。多年来，我一直把这便签当书签来用。

2002年秋，报社派我到新疆记者站驻站。临出发前，范敬宜打来电话，让我多拿几个采访本去他家一趟。我以为是他手头没有笔记本用了，便买了十几本带过去。

到范敬宜家后，他拿出早就准备好的两个采访本递给我：“我手里只有这两本。你看看第一页。”我翻开一看，两本上都写着这样几个大字：“见官低半级”。

范敬宜解释：“这句话，是我刚参加工作时一位前辈送给我的。我当时很不以为然。心想，记者是无冕之王，见谁都不应该低半级。经历了这么多年的人生风浪，我终于悟透了这句话。‘见官低半级’不是说要你在当官的人面前丧失人格、卑躬屈膝，而是说，无论采访谁，都要把人家放在比你高半级的位置去对待、去尊重。这样，你才能同采访对象打成一片，才能抓到活鱼。你现在到新疆当站长，是代表人民日报在当地行使职权，只有尊重当地干部，尊重那里的每一个人，才能打开工作局面。”

他把我带去的每一个采访本的第一页上，都端端正正写了“见官低半级”这句话。说：“写在采访本上，对你时时都是个提醒。”

2004年之后，我先后获得了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民族团结模范个人、党的十七大代表等荣誉称号。2005年底，我回京开会，范敬宜把我叫到家里，送给我一条幅，上书“求阙”，并附嘱言：“阙者，缺也。世间事，皆祸福相倚、顺逆相随、圆缺相生。唯时察己‘缺’，方能‘圆’矣！”

范敬宜向我解释：“人生追求，宁求缺，不求全；宁取不足，不取有余。”他打了个比方：“有人有了单元房，就想要复式楼，有了复式楼，又想要小别墅……求之不得，就会想各种非法手段去巧取豪夺，最后陷入不能自拔的深渊。”他进一步提点，今后报社再给你荣誉，要学会主动退让。无论做人还是做事，不要追求一时的万紫千红，慧不如痴，速不如钝，只有一步一个脚印辛勤耕耘下去，才能成就格局。

前段时间，整理旧物，共找到了范敬宜写给我的数十幅字。大多是对我的提点，而每一条都点中了我的“命门”。我感慨万端，这些年，他好像一直隐身在我的身后，跟着我，盯着我，随时矫正着我的人生航迹。

“说与儿曹莫笑翁，狗窦从君过”

忆起和范敬宜的师生缘分，每每有“摧肝”之痛。

2007年秋，我回京参加党的十七大。报到当天，人民日报社老干部局局长刘宝元打电话给我：“参加完会议你不要着急回新疆。老范不久前患脑中风，颅腔大面积出血。医院已报了病危。”

我的心一下子揪紧了。

会议期间，我每天都祈祷着能有奇迹出现。

就在会议结束前的那天晚上11点多，我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因为次日要参加闭幕会，我已早早休息，黑暗中看也没看就接了电话。

“我是老范！”我大吃一惊。“你听说了吧，前些天，我脑中风。差一点，我俩就阴阳两隔。现在危险期已过去了，你方便时来看我，我住北京医院。”

我真是又惊又喜！

会议结束的当天，我便赶往北京医院。范敬宜穿着病号服等在病房门口，老人消瘦了很多，但面容依旧是那样慈祥。他告诉我，医生说像他这样的大面积颅腔出血，抢救过来的概率很低很低。

“你猜我是怎么知道你到北京开会的？我在医院一直处于昏迷之中。那天，陪护的人在看新闻联播，我隐隐约约听到王慧敏几个字，我使劲从云里雾里搜寻这个词。慢慢就醒来了。”

因为师生关系，我始终对范敬宜怀着敬畏之心。不过，偶尔也会和他开个玩笑。他的桌子上放着一张他仰天大笑的照片。一次，他饶有兴致地给我讲述这幅照片的来历，夸赞照片作者王文澜如何善于抓拍。

我说：“美中不足的是缺齿露出来了，而且是暴露无遗。”

范敬宜哈哈大笑，说“狗窦大开啊？”接着吟诵起辛弃疾的《卜算子•齿落》：“已阙两边厢，又豁中间个。说与儿曹莫笑翁，狗窦从君过。”

还有一次，聊起古人如何吟诵，他摇头晃脑给我做起示范，背的是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念完闭着眼睛洋洋自得地问：“这是桐城古韵。好听吗？”

我一句也没听懂，便照实说：“不太好听。”

老人愣了，半天不吭声，客厅长时间陷入沉寂。

现在想来真是后悔，我当时怎么就不能善意地撒个谎呢！

我年轻时喜欢锻炼身体，进入中年后人犯懒，渐渐胖了起来。尤其是到新疆工作以后，饮食结构发生了变化，体重迅速飙升，脸吹气球般地圆了起来。

有一年，报社开年会，我去看范敬宜，他吃惊地看着我：“怎么搞的？脸怎么都成这样了？”他两手放在腮边比画了一下说：“人家某某某也是这种脸型，但人家是大块头呀。”范敬宜的老伴吴师母正好在旁边，忙给我解围：“你别这样说慧敏，胖又不是缺陷。”他却正色道：“关键是太胖会影响血压、心脏。”

此后，每次去见范敬宜，他都会着急地说：“抓紧减肥！抓紧减肥！”

2008年夏，我的脚踝骨折。范敬宜一遍遍打电话给我，交代康复中应注意的事项。他安慰我，不要有心理负担，说他的腿早年在“学大寨”的工地上被撞断，腿里一直保留着一枚十几厘米长的钢钉，并没有影响以后的生活。

腿好后，我回京时去看范敬宜。他让我一遍一遍地在客厅里走来走去，前面瞧瞧，后面瞧瞧，还问吴师母：“能看出来吗？能看出来吗？”

人一上了年纪，可能都会有点“老小孩”的样儿。每次回北京开年会，范敬宜都会计算着会议哪天结束，我应该哪天去看他。一般情况下，会议结束的第二天，我都会马上去看他。有时，手头有事耽搁了，他就会打来电话：“前天你们会议不是就结束了吗？”

一次，我去看范敬宜，趁他上厕所，吴师母悄悄告诉我，今后你再来，等快到门口再告诉他。否则，他会到阳台上，站在小凳子上一遍一遍往外看，嘴里嘟囔着：“怎么还不来，怎么还不来。”那么大年纪了，摔下去怎么办？

我和范敬宜都不健谈。所以，单独在一起时，交谈的并不是很多。大部分时间，两个人都是埋进沙发里静静地品茶，偶尔说上几句，也是你问一句我答一句，没个中心，没个主题。不过，我俩都想多坐一会儿，多坐一会儿。

范敬宜中风之后，思维、语速都比以前慢了。有次送我到门口，他悄悄问我：“我是不是反应很慢啊？”我的眼睛酸涩了。

这几年，随着年龄增长，一熬夜，我的血压就会升高。范敬宜闻知后，总是提醒我要按时吃降压药，说自己中风就是因为当时没有遵医嘱。

在范敬宜生命的最后两年，新闻联播完后只要电话铃声一响，我知道准保是他打来的。拿起听筒，总是听到几句简单的嘱咐：“我是老范，没有打搅你吧，要多注意血压，早点休息……”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晚年的范敬宜，屡遭不幸：先是中风，后来眼睛出现白内障。动手术时，又出了事故，视网膜穿了个洞，一只眼睛几近失明。

我闻讯后，责怪医院不负责任。可范敬宜依然是那样的宽厚：“人家又不是故意的。再说，已经成这样了，追究有什么用。”

因为早年的腿伤，范敬宜行走本来就不灵便。中风之后，行走就更加困难。他住在4楼，楼里没有电梯。一次，他告诉我，很想下楼走走，可是有一次下去后，上到二楼怎么也走不动了，只好坐在台阶上休息，幸好一个邻居下班回来看到了，把他扶进了家。

在范敬宜去世前的两年，又查出患胆结石。他告诉我：“疼起来简直要命！在床上打滚，满头黄豆大的汗珠，把身上的衣服都湿透了。”他让我给他寄点西湖藕粉，说其他东西吃不下去，北京卖的藕粉，就像面粉，没有一丁点儿藕的味道！

这是范敬宜唯一一次托我办事。

还在上研究生时，范敬宜就嘱咐我有空多帮他收集资料。他说，别人都说新闻无学，其实新闻里面大有学问。他要结合毕生的新闻实践，进行系统地总结，从理论到实践计划出十几本。

后来，范敬宜一直沉浸在办报中，迟迟没能动笔。从人民日报退休的前两年，我又一次催促他，并把收集到的他的各个时期的作品交给了他。他歉意地看着我：“你看，一桌子的大样，哪有时间啊，等退休后再写吧。”

等到退休之后，范敬宜又到了全国人大。我再催促他，他说领导让整理的调研报告一大摞一大摞，等从人大退了再说吧。

等到从人大退下来后，范敬宜又受邀到清华大学创办新闻系。说起清华办学，他压抑不住地兴奋：“教书育人意义太重大了。新闻系太需要懂国情、又有新闻实践的老师了。现在新媒体兴起，许多大学生对主流党报存有偏见，经过我的引导后，很多人纷纷要求到党报工作。”

醉心于育人，范敬宜毕生的积淀，始终未能变成藏之名山、传之后人的大作。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新闻界的一大损失。

2009年夏天，报社在北戴河培训基地开年会，正好范敬宜也在此休养。我去看他，他提议到阳台上散散步。那天有风，眼前的北戴河白浪滔天，他伏在栏杆上深深地吸了一口烟说：“人这一辈子怎么这么快呀！就像睡了一觉，梦还没做完，天就亮了。唉，很多事没有来得及做就没有时间了。”他转过头问我，“你今年四十几了吧？抓紧做点自己喜欢的事吧。对了，你的下乡手记一定要结集出版。我在给学生讲言论时，经常拿它做例子。可惜我已没能力给你作序了，现在是提笔忘字啊。”

那次，范敬宜跟我约定，等他身体好点，想让我陪他游一趟富春江，他想去看看严子陵钓台。他说他的先祖范仲淹主政睦州（今浙江桐庐）时曾主持修建了严子陵祠，并写了《严先生祠堂记》。其中“先生之风，山高水长”两句，流传千古。

这个机会一直没能等到。2010年11月的一天，报社的陈大夫给我打电话：“老范估计很难撑过去了，抓紧回来看看他吧。”

我立即给他打了电话，说明天就回去看他。他急了：“千万别来，千万别来。我知道，现在是报纸发行最吃紧的关头。撂下工作回来，我可不高兴！发行完了再回来。”

不承想没过几天，恩师驾鹤西去。

我的老师范敬宜去了，那个爱唠叨我的人去了！历历往事忆多少？纸罄难了，墨尽难了！

教诲将伴笔耕老。

很想在新闻联播后，骤然听到电话铃声；很想听到“你要注意血压”“别再胖了”这样的唠叨。可这一切，随着他的离去，再也听不到了。

范敬宜走了，带走了他的儒雅和谦和，带走了他的新闻追求和遗憾，带着那个年代学人特有的范儿，去了，永远地去了。（王慧敏，作者为人民日报浙江分社社长，来源：http://epaper.gmw.cn/gmrb/html/2014-02/21/nw.D110000gmrb_20140221_1-05.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