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以西藏登山学校藏族青年学生为题材的纪录片《喜马拉雅天梯》正在全国2000多家电影院上映。没有名导演，没有大公司，没有大明星，还是个纪录片，最初全国只有0.5%的排片率，场次也大多在观众稀少的非黄金时段。但一个周末过去，网络上不断发酵的正面口碑、超过同期大多数影片的上座率，开始释放这部纪录片的特殊魅力，一连多天票房进入全国排行前10名之内，影院开始在黄金时间给更多的排片，上座率也仍然保持得相当抢眼。在互联网时代，有价值的电影总有机会在舆论的大浪淘沙中显露出来，而电影市场的蛋糕越做越大则有可能为独特的电影留出一片天地。

作为一部历时四年完成的纪录片，它最容易被关注也是最不可替代的价值，就是创作者克服了大自然的巨大挑战，在低氧、寒冷、险峻的高海拔地带，用4K高清摄影机记录了绝大多数观众一生几乎都不可能亲眼见到的喜马拉雅的自然奇观。那漫天伸手可及的星斗、在阳光下晶莹剔透的冰川、了无人迹的万丈悬崖、用生命搭建起来的攀登珠穆朗玛峰的天梯，特别是最后登山者历经千难万险登上海拔8848米的世界之巅的场景，站在珠峰上那“一览众山小”的惊鸿一瞥，几乎瞬间就能让人激动得泪眼婆娑。

多位藏族摄影师对喜马拉雅的特殊发现和特殊视角，往往是一般非藏族摄影师所难以达到也难以想象的；专业摄影师虽然最后也未能登上珠峰之巅，但经过培训的登山队员在摄影机被冻住之前抢拍下的巅峰画面，足以创造一种真实的前所未有的极限体验。从这个意义上说，这部纪录片是唯一的。这些景观不仅人们一生很难亲眼目睹和亲身体验，即便是在电影中、在影像世界中，人们也难以见到如此真实而壮观的极限奇景。在这方面，这部纪录片体现了其不可替代的价值，这也是许多人愿意到影院大银幕上去观看的原因，它所提供的极限世界，是对我们人生经验的一种超越。

然而，展现喜马拉雅的极限之美，应该说并不是这部纪录片的初衷。这部纪录片的主创大都有长期社会人类学纪录片的拍摄经历，而且众多参与者还是清华大学影视传播研究中心的纪录片教师。这种“学院派”的背景，使他们有着自觉的社会人类学纪录片情结。他们历时四年的拍摄，最想记录的是进入西藏登山学校的这群藏族青年的成长故事，记录他们如何接受登山训练和教育，如何对待喜马拉雅这座他们心中的圣山，如何在西藏现代化的潮流中成为一个现代青年，藏族人的血液和传统如何铸造他们的性格和生活，他们身上体现了西藏什么样的变与不变……为此，创作者拍摄了大量这群青年人的素材，记录他们与家人、与老师、与同学、与社会各方面人士的关系。创作者想通过几位学生四年的成长经历，让我们看到西藏青年人在如今这样一个商业化、信息化大时代，如何生存、如何变化、如何选择。但是，四年记录的丰富性，却是一部常规长度的影院电影很难包容的，观众也很难对这样的内容产生影院消费冲动。因此创作者在犹豫和选择中，说服和被说服后，最终决定将社会人类学主题留给篇幅更大的电视纪录片，而选择以“登山”为主线的叙事结构来完成这部电影“天梯”。

在故事化、行动化的叙事结构中，虽然这些人物的形象变得相对碎片和单薄了，但是素材本身的那种真实性、原生态、质朴性却仍然扑面而来。藏族题材，如同许多少数民族题材一样，在中外影视作品中，都存在一种或者美化的明信片倾向，或者政治化的概念化倾向，而“天梯”的原汁原味可以说与这种概念化、政治化、主观化的创作走了完全不同的道路。

在“天梯”中，格央姑娘微笑的脸上透露出的那令人心动的纯净，海拔7000米还在抹着防晒霜的索多处处表现出的对美好生活的孩子般的向往，普布顿珠老师对孩子们那一脸严肃的训斥和对他们不动声色的担忧，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寺庙绒布寺中僧侣们的虔诚和淡定，以及片子中那位能直接用英语与国际游客交流的桑总，还有“小领导”等形形色色的游客，虽然在防寒服装和面具的层层包裹中露面不多，但每个细节、每个场景都栩栩如生、活色生香。

在清华读书的藏族学生岗尖白玛看完“天梯”当晚就写了封邮件表达她的感受：“在整部影片开始前以及一部分的过程中，我的心其实是焦虑的。我想这种焦虑只能有一个原因，我是一名藏族人……我想每一个没有去过西藏的人在脑海之中对于西藏也就只有雪山、圣湖、窗子，还有手里揣着个什么东西的老人。这一切确实是西藏的样子，也确实是它能够吸引别人的地方，但是这绝对不是全部的真相……所以，我怕的是‘天梯’的放映会加重这一情况，但是幸亏的是里面所有真实的场景确实能够展现那些已经有了现代化的一面的西藏……没有挑选，没有渲染，更没有夸张。我要以一名藏族人，一名在内地求学的西藏学生的身份，向所有制片人员表达感谢，谢谢你们将这一切美好的、真实的西藏文化展现给大家。在喜马拉雅的壮丽景色中，我感到久违的亲切，也让我有了一种‘你是这片土地上的子女’的感受，让我不忘初心，记住出来是为了更好地回去。”这位藏族学生的感受恰好是对“天梯”的记录性的一种准确反映。在中外拍摄的大量反映西藏题材的作品中，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明信片化或者政治化倾向，而这部纪录片对奇观化和概念化范式作了最大限度的切割。不美化、不猎奇、不过多校正，正是这种原生态的记录，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更加可以触摸、感知、想象的更加本真的西藏。西藏影像的“原生态”在某种程度上与它的奇观性一样，体现了文化上的唯一性。

所以，“天梯”画面透彻、精美、壮观、奇特，“神奇先生”创作的音乐在悲壮、苍凉中透着坚毅、激越，都显示了纪录片在艺术上的追求和魅力，但由于纪录片的创作初衷与电影的成片要求之间的某些错位，导致人物形象的完整性、叙事情节的连贯性方面多少有些损失。坦率地说，“天梯”并不完美。但是，其喜马拉雅极限景观之奇特、攀登世界之巅之惊险，特别是对西藏青年和西藏文化原生态记录之生动，都使其具有某种不可替代、不容错过的唯一性。在中国的纪录片历史上，在西藏的影像记录文献中，这种“唯一性”必然会被人们珍惜和记住。（来源：北京青年报，转自清华新闻网，链接地址：http://news.tsinghua.edu.cn/publish/news/4215/2015/20151027155501571173718/20151027155501571173718_.html）